在高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今天，个人命运的转型似乎被忽略了。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，并没有带动后面的人，反而差距越来越大。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.5，远超国际公认的0.4的警戒线，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，财富分配非常不均。
　　
　　如果这只是国家转型期的阵痛，我们倒无需过多关注，但社会财富和资源在强弱阶层中急剧断裂已成事实，社会底层的人们想要向上流动越来越难，权力与垄断造成的贫富差距的鸿沟似乎越来越难以逾越。
　　
　　差距还不止体现在财富分配方面，在受教育的机会上，也存在明显的“马太效应”。相关研究表明，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，北大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由90年代的近三成，跌落到至今的只有一成左右，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重庆市渝中区高考状元杨越，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时却喜忧参半，喜的是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，忧的是缴不起的学费。贫困家庭的孩子，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进入好的大学，而在大学中却越来越成为孤独的传奇，因为即使这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调查表明，在重点高校，中产家庭、官员、公务员子女是城乡无业、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，农村学生更多的去了军事、师范院校和专科院校，当然，连专科都考不上或不愿上而早早外出打工的农村学生更是不在少数。
　　
　　是什么造就了出身越底层，上的学校越差？上世纪80年代初，大学升学率很低，但仍然让很多寒门学子充满了憧憬，依靠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，这部分人如今也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。而如今，从教育的起点上就让很多家境贫寒的人望而却步，动辄每月上千乃至万元的托儿费，还有昂贵的才艺、外语等培训班，读小学、中学更是要想法设法通过各种关系进入名校，这些都不是农村学生和底层的城市居民能够做到的。教育资源分配不公，背后是整个社会分配体制不公，财富、资源和政策更多的向城市和既得利益者倾斜，权贵阶层利用已经掌握的财富和资源优势，轻松的转移和复制到下一代，而底层社会的人们则被甩得越来越远，除了少数人能够依靠努力奋斗和运气改变命运，大多数人重复着一样的生活，再同样留给下一代，形成了代际转移。
　　　　
　　财富和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公，是导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，而国民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则加剧了这种分化。从1997年到2007年，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.4%下降到46%，与之相对比，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，至2006年，全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8.3%，2011年上半年，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万多亿，更是保持近30%的增速。税收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财富的高增长，也没有带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大发展，税收的调节作用没有显现，相反，房子、医疗、教育三座大山却压在广大普通劳动者身上。国富民穷的分配格局，造成了底层民众更加艰难的生活现状。

　　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当上学已不能成为底层社会改变命运的途径时，我们很难想象社会阶层的鸿沟应该如何跨越。然而，这还只是教育自身存在的差距，更加残酷的现实是，即使获得了同等的教育机会，进入社会以后，不同背景和出身的人发展的机会和承受的压力却大不一样。“学好数理化，不如有个好爸爸”，多年前流行的一句话，在今天越发得到印证。城市权贵阶层利用已有的资源和财富，可以为子女安排好单位，找个好工作，帮助子女买房买车成家立业，过上舒适的城市生活，而底层社会的学子进入社会以后，完全依靠自我奋斗，在城市高房价物价的压力下，艰难的进行着自我转型，越来越难以融入城市。当然，也有少部分人依靠出色的个人能力，把握良好的机遇，成就了事业，但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，我们不能期待底层民众人人都成为精英，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给予其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，给予其更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，营造更加宽容和谐和崇尚个人奋斗的社会氛围。

　　
　　早在1985年8月，邓小平就告诫，“如果导致两极分化，改革就算失败了。”市场经济改革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但先富绝不是终点，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共同富裕。如果不改变财富分配方式，不破除权力和资源垄断，底层民众的利益就容易被忽略，从而无法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，无法融入日益繁华的城市生活，社会经济也无法健康、持续的发展。
　　
　　转型之痛，不能只痛在底层民众的身上，而应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改良，让财富和资源分配公平合理，让底层民众和寒门学子都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而改变命运。如果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被阻塞，阶层日渐固化，底层利益长期被漠视，则很可能意味着危机的临近。